5月24日，本季“传播政治经济学读书与对话”系列活动第三期顺利举行。环球360会员登录新闻与新媒体学院的徐婧副教授作为主持人，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马凌、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黄典林教授在云端相聚，共同解读了阿芒·马特拉的经典著作《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两位嘉宾通过交叉对话的形式深入梳理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并分享了自己的相关思考与感悟。

（环球360会员登录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徐婧副教授主持活动）

马凌教授首先从具体的案例切入，拉开了对谈的帷幕。她以TikTok蒙大拿州的禁令与特朗普的华人拥护者为例，论证了当下单边主义和文化保护主义盛行的时代背景下文化信息与传播的国际新论战。在耳熟能详的案例辅助下，黄典林教授紧随其后介绍了马特拉的生平与本书的时代背景。马特拉的人生历程跟拉美地区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他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大学做教授，同时也承担了众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南美文化相关的项目。因此虽然他是一个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国人，但他对南方国家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回到西方后，他依然保留着对于南美洲的革命理想，但是这种理想主义在国际政治的残酷现实前遭受了一次重大挫折。马特拉后来的很多作品都跟此经历有紧密关系，他开始重新思考如何推动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传播新秩序，这是当时那一代学者的共同愿景。但是如果聚焦马特拉的整个学术脉络，我们就会洞察到这本书实际上是八九十年代冷战终结后他的第一个产物。冷战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标志过去意识形态对抗的历史的终结，在这个背景之下这本书得以诞生。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马凌教授领读书本）

马凌教授在背景梳理之上，总结了本书的主要架构和论证逻辑。马特拉有三个研究主题，分别是文化帝国主义、传播的世界化和文化多元性。既往的很多学者都谈及了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多元性，但是实际上传播的世界化在这三个主题中最具新意。马特拉所述的世界化跟全球化有所不同，世界化是驳斥以往的同质性全球化的，它承认世界存在差异与不平等，强调历史时间所带来的差异，因此考虑问题也要关注历史脉络。马特拉还概括了传播的三个支撑点并将其作为本书的主要结构。具体而言，他认为传播可以支撑战争、支撑进步和支撑文化。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马特拉认为传播首先是为了用来进行战争，即使在战争年代以外，它也激发出对传播本身的大量分析，甚至把这种分析用作军事服务。其第二个支撑点是进步，美国是在19世纪最后30年开始进入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当时人们认为媒介技术与信息传播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会改变社会传播的结构。传播的第三个支撑点是文化，马特拉所用的是复数的文化，也就是当下所强调的多元文化。第三部分对于文化多元性的考量并不是其研究最富有成就的地方，因为大量学者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相反此前的两个部分，特别是对于进步主义与传播和战争关系的反思在其学理体系中更为关键与重要。就论证逻辑而言，本书采用了后现代史学的方法，逻辑关系存在着断裂性和跳跃性。

资本主义国际传播的历史可以区分为民族国家战争、跨国公司经济和帝国文化霸权三个阶段，其中民族国家也是贯穿全书的一个重要线索之一。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认为在“漫长的19世纪”当中有三种最主要的思潮：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一旦国家间有利益冲突，民族主义就会成为一种天堑。而书中战争所对应的主题就是民族国家及民族国家的兴起，这也是为什么马特拉花了大量的篇幅阐述第一部分传播与战争的关系。当下，我们不再有所谓的帝国，但其霸权依旧存在，而且往往是以文化侵略的形式发挥作用。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黄典林教授参与读书与对谈）

黄典林教授基于马凌教授对全书架构的梳理，补充性地阐发了自己对于本书的见地与思考。本书是一部“词与物的历史”，围绕着传播学的理论发展和国际传播中的应用问题展开，它既是概念的考古学，又是事实的考古学。这本书有两大线索交织其中，一个是传播的物质性一面，另一个是对于整个西方学术思想的考察，马特拉试图把这两个线索融合在一起，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学术贡献。其另一个贡献是在本书中创造的“传播世界”的概念，传播世界是一个等级化的世界，不同于全球化意识形态所强调的、抹平了不同民族国家差异性和真实世界复杂性的、自由平等的乌托邦式图景。在马特拉看来，军事战略以及社会治理都和传播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这跳出了我们所谓的媒介中心主义，而将传播置于一个更宏大的概念范畴中去考察。传播世界有两个方面的支撑，一个是观念的支撑，另一个是物质网络的支撑。从方法论上来讲，马特拉进行了一种谱系式的追溯，强调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从而形塑了其辩证的写作方式。

另一方面，本书蕴含着特定的问题意识和思想任务。其问题意识体现在传播国际维度的形成与扩散，思想任务聚焦于重新构筑传播空间的谱系。资本主义的国际传播体系是什么？其内在逻辑是什么？它的历史逻辑又是什么？马特拉为我们提供了几个不同的视角。国际传播体系，无论是从其思想基础还是从其传播实践来讲，它都是既具复杂性，又有多样性的。而马特拉的著作受到拉美经验很强的影响，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既可以反思西方，又可以反思我们自身的一个材料。本书另外一个有意义的地方在于它能帮助我们重新理解国际传播的概念。马特拉所述的西方的国际传播观念，它是一种软实力或者软权力。然而实力跟权力是两个全然不同的东西，这个概念到中国后发生了一种选择性的重构，我们把它软化为了文化。为什么发生这个转化？这一点我们需要反思与注意。最后，黄典林老师补充性地解读了传播三个支撑点之间的关系。这三个支撑点整体上是历时性逻辑，但又存在相互交叉。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冷战早期战争是传播的主要支撑，70年代进步是传播的主要诉求，80年代开始文化成为传播的重心。此外三个支撑点也是一种谱系学式的国际传播史书写，战争是传播之国际维度的起源，进步是对传播解决主义的想象，文化更是立足于全球与地方之间。它从多元性与偶然性开始，着力于重建历史的连续性、恢复特殊性事件。马凌老师通过分析战地摄影记者、邮政体系和三边四社等生动形象的新闻史案例，为对谈内容进一步填充了细节。

活动尾声，徐婧副教授对两位嘉宾的对话内容作出回应。她指出，两位老师对本书内容的梳理十分清晰，提供了非常多的补充性文献、生动的案例以及历史向度的分析，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本书中所牵涉的复杂政治经济结构。同时两位老师对于资本主义国际传播体系的逻辑分析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中国国际传播体系中的主体定位问题。本次读书与对话活动听众高达200余人，反响热烈，最后主持人与几位嘉宾在同观众的互动对话与问题答疑中宣告了本期活动的圆满结束。

“传播政治经济学读书与对话活动”第二季还将举办2期，届时将有来自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4位嘉宾继续带领大家深入经典、共话政经理论。诚邀关注。

文：卢浩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