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日西安市新增报告本土确诊病例已经只剩下个位数字，西安本土疫情形势向好，逐步复工复产，疫情防控工作也进入了平稳期。相较于疫情早期负面声音较多的舆情困局，当前西安政府、主流媒体直面问题、积极寻求解决措施的一系列举动，在渐趋平和的舆情反应中也有所体现。此次疫情终将散去，但早期的负面舆情、受损的公民权益等也成为西安这座城市的伤痛，其折射出的特大城市在疫情风险之下的治理短板也是需要审视的。

疫情风险下特大城市的治理短板与问题

1.权责分配机制“上宽下窄”，基层落实繁重乏力

疫情风险作为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牵一发而动全身”，农业、卫生、应急、宣传等部门都需要投入其中。上级部门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按照不同专业领域将任务分解，但基层部门，包括街道办（乡镇）、居委会（村委会）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却承载了各级、各类部门的任务量，疫情防控压力按照权力等级自上而下的逻辑呈现向下递增的态势，基层直接承担的防控责任与其能够调配的权力资源难以匹配。权责分配机制呈现“上宽下窄”，决策与执行之间衔接不畅，基层部门落实起来常常任务繁重、工作乏力。西安疫情期间，出现的“一人确诊，整个小区拉去集中隔离会造成交叉感染”等舆情质疑体现出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部门工作协调不畅，导致基层落实的僵硬与乏力。

2.有效信息出现传播“真空”，发声与实干难以同步

“信息疫情”在疫情防控期间常常因其诱发的隐蔽性、随机性而被城市治理部门所忽略，然而信息空间中关于疫情的谣言、流言以及虚假信息会以更加迅速的传播方式造成公民的“信息恐慌”，妨碍疫情防控工作的有效推进。政府与相关主流媒体在疫情期间由于协同机制缺位、沟通不畅等原因使得关于疫情防控的有效信息出现传播“真空”，致使部分无良自媒体、商业媒体“趁虚而入”，大量虚假信息、冗余信息涌入舆论场混淆视听，政府部门在疫情防控方面的实干与其发声难以同步，进一步导致公众产生对政府部门的“不信任”，从而陷入“塔西陀陷阱”。

3.疫情常态化认识不足，防控整体性、持续性缺乏

风险防控具体“一体两面”的整体性特征，预防与控制不能割裂看待，尤其是在目前国内疫情反复的情况之下，“重控制轻预防”的认识一定程度上是对新冠病毒传播的“放任”，预防时重视不足、投入不够，而控制时又用力过狠，造成“过度控制”、“强力控制”，出现民意反弹反而阻碍工作有效推进。西安疫情早期（12月9日—16日）报告的12名本土病例的全基因测序结果与12月4日巴基斯坦伊斯兰堡PK854入境航班报告的境外输入病例高度同源。此次疫情为境外输入引起的本土疫情，这就是疫情防控中轻视预防，导致出现病毒内侵的空白缺口，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本土疫情。

疫情风险下特大城市的治理路径

1.韧性治理：“城市-社区-个人”层级互哺

疫情风险的来临往往是突发的、难以估量的，这对一个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的整体韧性是一种“大考”。韧性是系统在面对外界压力与侵扰时自我调适的能力：城市韧性指各上级部门面对风险的决策能力，具体表现在资源调配并推进资源下沉、任务分解与协调权责关系等等方面；社区韧性指社区在风险灾难来临时，快速整合调配现有资源稳定局面，保证社区功能正常运行的能力；个人韧性则指面对风险灾难积极调整心态、配合工作的能力。“城市-社区-个人”三层级需要在增强自身韧性之余积极互哺。

2.坚守阵地：同步政策解读与行动落地

疫情风险之下，政府与主流媒体应坚守舆论阵地，将相关政策的解读与具体的行动落实同步起来，一方面有效缓解民众面对突发风险时的信息恐慌，一方面切实推进政策落地，以实干扩大传播声量，守好疫情舆论阵地，有效减少谣言等虚假信息的社会危害、降低舆论风险。西安疫情期间有关于“集中隔离点条件差”的负面舆情出现之后，相关部门有效跟进，积极改善隔离点生活条件与基础设施，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部分负面声音，但如果在集中隔离之前就发布相关官方信息，将会最大程度减少民众的“无知恐慌”。

3.防控一体：增强风险抵御机制可持续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疫情的预防与控制是一体两面、同等重要的，“防在先、控有力”才能够保证疫情风险抵御的可持续性与稳定性。全周期、常态化管理，真正将疫情防控嵌入城市日常治理的方方面面，具体体现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宣传引导、人事安排等等层面。西安作为全国十四座特大城市之一，城市体量及其相关的人口发展、经济与社会效应都不可小觑。处于疫情反复期，作为特大城市治理的短板问题表现出难以潜伏、爆发强烈、影响长尾等特征。因此深刻认知疫情风险下特大城市存在的治理短板，并积极防治、降低危害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