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防控进入收尾阶段的特殊时期，新媒体学院吴锋教授团队持续贯彻落实学校疫情防控相关文件精神，坚持疫情防控期间“停课不停学”要求，营造团队良好的学术氛围。1月15日下午3点至4点半，该团队通过腾讯会议就“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报刊发行事业”学术研究做专题辅导，并安排近期团队科研任务，全体硕博生线上参会，会议由吴锋教授主持。

（团队线上会议现场）

吴锋教授首先就我团队为什么要开展和重视史论研究做了说明。他强调，新闻史研究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基础，也是最具价值的研究领域之一。新闻史研究看似是冷门，但一旦扎进去，做出一些成果，其影响十分深远。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做出具有历史地位、有较大影响力成果的，大多是史论成果。从现实看，历史研究具有资政育人的作用，“历史总是以某种方式重复出现”，因而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特别是在学习十九届六中全会的背景下，在学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推进的环境下，开展党的新闻事业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而，在毕业论文选题、小型论文撰写等方面，新闻史类选题应该处于优先考虑的地位。

开展新闻史研究，要注重发挥地理优势，注重挖掘距离最近，最易得的史料。我校地处陕西，位于古都长安核心区，紧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靠近延安，这些都是我们开展学术研究的独特优势资源，要发挥好陕西区位优势和陕西红色新闻传播事业高度富集的资源优势，持续做好党的红色新闻史研究工作，既是传承弘扬革命文化的需要，又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就古都长安而言，按照目前史学界的观点，我国历史最悠久的报纸《开元杂报》就在长安，但还需要挖掘史料证明，唐代和民国时期的西安传播史还需要深化研究。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也有值得深入挖掘的研究史料，值得重视和深入探究。就延安来说，延安更是红色新闻事业研究的富矿，延安时期新闻传播事业在我党历史上享有极高的历史地位，是中国特色新闻思想和理论体系的重要源头，是可以持续深入研究的，也是可以出成果的。

开展新闻史研究，必须结合我团队现有成果基础，进行合理延伸和拓展。史料是丰富的，多维的，历史研究具有多向度，我们也不能四处开花，要把有限精力集中在几个领域。一是结合我团队在媒介经营管理、报刊发行、媒介融合等方面的优势，做好延安时期报刊发行事业史的研究，弥补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缺憾。二是结合我团队在政治传播和新闻发布等方面的研究基础，做好延安时期党的新闻发布及对外传播研究。三是结合我团队在突发事件及舆论引导方面的优势，做好党的突发事件报道及舆论引导史研究。

历史研究要注意引入新的方法论。近年来，史学研究的新方法值得高度重视，如口述史学、计量史学、阅读史等方法，值得高度重视。进入新时期报刊发行史书写需要新视角，而阅读史方法论是新兴的研究方法，是对传统报刊史书写的重要补充。就阅读史而言，既要汲取西方阅读史理论，厘清党报党刊与受众之间的心理互动、内容互动和认知互构，探求文本与作者互动生成文本意义的深广社会意涵，同时，也要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的阅读管理模式，梳理中共阅读管理的制度、机制、载体和形式，进而构建中国特色的阅读史。

（团队线上会议现场）

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具有独特历史价值、丰富学术价值、重要时代价值，中共党报党刊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文本。会议最后，吴锋教授给相关学习资料的查询给出建议，他建议团队成员要阅读李永璞教授等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报刊目录》，吴廷俊教授的《中国新闻史新修》，李文教授的《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王晓岚的《中国共产党报刊发行史》等书籍，积极利用国外知名大学图书馆资料，挖掘相关外文资料，认真研究阅读史及相关经典文献学习，注意收集和整理党的历史上关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相关资料。

文：郑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