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是开展科学研究、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也是维护国家战略安全、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平台，是国家的宝贵资源。但部分实验室暗藏巨大风险，特别研究最危险病原体的实验室，因进行事关人类生命安全的实验而备受关注。2020年春节期间爆发的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因与武汉国家生物安全（P4）实验室在地理位置上的交叉，引发各方的广泛关注。尽管目前尚无证据表明武汉P4实验室和武汉新冠肺炎疫情之间有关联，但高危实验室建设及安全管理问题必须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一、国内外高危实验室重大事故回顾及经验教训

按研究对象或研究过程风险的大小，实验室可区分为高危类实验室（从事危险病毒、核放射等）和一般风险实验室。随着各国创新战略的深入实施，科研实验室承担更多科技创新任务，全球实验室事故有上升趋势，值得警惕。据不完全统计，全球每年因实验室事故死亡人数超4800人。主要风险来自于人员伤亡、环境污染、财产损失等，其中又以人员伤亡最为普遍。

20世纪中叶以来，国内外高危实验室事故频发，给世界公共安全带来巨大威胁。1967德国马尔堡病毒实验室感染事件、1979年前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炭疽菌泄漏事件、2003年发生的3起实验室SARS病毒泄露事件，均造成严重后果。进入21世纪，高危实验室事故仍然频频发生。例如，2014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曾因存在系统性安全问题涉嫌多起实验室事故。同年6月，亚特兰大美国联邦政府实验室曾因实验人员操作不当致86人感染高致死率病菌。2019年，俄罗斯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因工作人员操作不规范引发天然气爆炸事故，同年，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因未通过安全检查而停止开展工作等。在实验室密集的高等院校，实验室事故也经常发生，自2017年至2019年，国内高校实验室连续三年发生严重事故。

整体来看，实验室发生事故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实验室建设方面，例如，项目选址不当或建设硬件不达标；二是运行管理方面存在纰漏，管理过程中麻痹大意，日常维护不到位，久而久之放松警惕；三是工作人员操作不规范，未严格按照规程等。

从国际上看，关于高危实验室建设及管理的规范主要体现在，一是建设方面重视选址，对硬件要求极为苛刻，建设之前充分进行风险评估和环境评估等。二是运行管理注重规范，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以安全为要，注重人员保护；运行管理过程保持透明，接受广泛监督。

二、加强实验室建设及安全管理的政策建议

一是完善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专项法律法规建设。推动实验室建设和安全管理专项立法。世界各国均高度重视实验室建设和安全管理，美国制定了《生物安全实验室能力指南》及《微生物与生物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等规范，法国的《生物安全实验室运行管理标准体系》，欧盟标准化委员会（CEN）还发布《生物安全专业人员能力》规范，世界卫生组织（WHO）《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等。我国早在2003年就制定了《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等规范性文件，随后也在不断更新中。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各类有关实验室安全规范的标准有74项之多。但相关规范的层级不高，法律效力不足，难以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建议加快启动“实验室安全建设和安全管理规范”专项立法。

二是严格高危实验室建设项目审批。首先，高危实验室选址定为位置较为偏远的中小城市是其基本的选址原则，具体选址要远离人口集聚区，一旦发生安全事故，使得对人员的侵害处于可控范围。早在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位于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郑店园区西侧）建成之初，2017年2月22日，英国《自然》杂志网站就发文警告：“病毒实验室地点选在武汉，是一个极为糟糕的选址。武汉地处东西南北的交通咽喉，一旦高危病毒泄漏，必将无法控制。此类极度危险的实验室，选址在偏远地区更为安全！”世界著名P4实验室，澳大利亚P4位于仅有28万人口的吉朗市，加拿大P4实验室位于仅有75.3万人口的温尼伯市，且地处加拿大国境边缘。其次，建设之初要充分做好环境评估和风险评估。欧洲第一个P4实验室，法国里昂让﹒梅里厄建于里昂圣艾修伯里机场附近，周围环境相对隐蔽，即使发生安全事故不会给环境带来太大威胁。最后，审批立项要严控规模。高危实验室因其前瞻性、创新性及极度危险性，严控立项数量不仅有利于降低风险发生的机率还有利于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开展科学研究及投入到实验室硬件建设中，从而提升安全“硬指标”。例如，美国是世界上P4实验室最多的国家，有14个，但真正投入运行的不足60%。

三是严格实验室运行管理规范。管理规范是高危实验室安全运行的保障，当前现有高危实验室也有较为完整的管理规范，但实验室事故还是频发。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思想上对各项规范认识不够、重视不够，久而久之诱发思想懈怠，安全之“弦”绷不紧，安全之“网”密中有疏，对规范的执行力度大打折扣；二是对各项规范的执行缺乏有效监督，概括起来就是缺乏实际的透明度。因此保障高危实验室安全运行不仅要建立各项规范，更重要的是保证规范执行的力度和突出运行管理的透明性。在今后的专项立法中，要推动实验室违规操作“入刑”，要严格实验动物管理。对武汉P4实验室，要严查是否存在从武汉华南海鲜城购买实验动物、又将完成实验后的动物返回华南海鲜城的问题。

四是强化组织领导。高危实验室通常是研究高精尖重大问题的重要场所，如此重要的“国之重器”，必需加强党的领导，配置强有力的领导班子，组建专业、高效的研究团队。在高危实验室的建设与运行管理过程中，要从政治高度配置领导班子，从专业高度组建研究团队，从人类安全高度做好组织保障与加强领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关于武汉国家生物安全（P4）实验室领导班子配备的质疑之声不断，武汉大学和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也深陷舆论漩涡。这就需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就该实验室的班子配备、管理规范和病毒泄露风险等开展深入细致的专业调查评估，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

作者简介：

吴锋，环球360会员登录新闻与新媒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高校新型智库“新媒体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马建森，环球360会员登录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博士后，副教授。